01 酱香拿铁引热议
“瑞幸+茅台”的组合之所以爆火原因：
一、茅台酒内含的象征意义
中国“国酒”贵州茅台的神话无人不晓，其在其酿造、存放以及瓶身设计中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和专业度。对于收藏者来说，贵州茅台是极具收藏价值而又热门的投资品，因此其消费群体多为高端人士；同时，对于消费者来说，贵州茅台也是品位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而此次与瑞幸的联名则是两个圈层的交互，使年轻人能够进行消费得起。联名效应不止于产品层面，而更是被整合成一种承载文化信息的传播媒介，成为一种传递年轻群体新锐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态度的文化符号。因此，“酱香拿铁”一上线便攻占了年轻人的朋友圈，实现“破圈效应”，不少网友也表示，这是自己的“第一杯茅台”。其实，这样的联名也已屡见不鲜，正如此前喜茶与FENDI的联名，也同样引发网友热议：“这是能全款拿下的最便宜的FENDI”。
二、趣味化的社会性传播
除了茅台酒的象征意义，“咖啡+美酒”这样的组合本身就极具趣味性，容易引发网友的关注与讨论。根据使用与满足理论在新媒体背景下的嬗变，受众看似有了更大的自由度与自主性，但媒介与平台对于受众的控制也在日渐加深。受众的主动性和主体性之间呈现出一种互相冲突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越是具备主动性的受众，越容易丧失依靠自己理性来进行决策和判断的主体性。从“酱香拿铁”的三日预热到正式上线，品牌热度和关注度日渐高涨，“这样的组合究竟是什么味道”“喝了酱香拿铁开车算不算酒驾”“为什么茅台选瑞幸而不是星巴克”，这种未知性引起消费者的好奇心理和购买欲望，最终做出购买行为。
三、青年亚文化、消费文化盛行
青年亚文化和消费文化也是密不可分的，在当下的消费时代，青年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消费。正如鲍德里亚所提出，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消费社会，过去意义上满足需要的消费被转变为满足欲望的消费，欲望满足的周期缩短、频率加快。消费活动更多的是在符号层次上而不是在物质层面上，即不仅要消费物质本身，更重要的还要消费物品的意义。这一现象也展现了商业对于青年亚文化的主动收编。在商业视角下，青年亚文化蕴藏着巨大的商机。伯明翰学派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青少年文化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和粗制滥造的东西的矛盾混合体，“它是青年人自我表现的场所，也是商业文化提供者水清草肥的大牧场”。近年来，各大品牌越来越关注“Z世代”年轻人的购物需求，而青年亚文化则是他们吸引青年人进行购买的法宝。如此一来，企业可以在短期内提升品牌知名度，使得商品畅销；在长期的发展上，也可以牢牢抓住一批又一批消费欲望旺盛的年轻消费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众多品牌之中的“常青树”。
1.数字火炬手——数字融合的里程碑
由杭州亚运会首创性推出的“亚运数字火炬手”，以文明与科技的结合诠释了创新之力，在线上开展火炬传递活动，吸引了1.05亿人参与其中，成功打造了亚运史上覆盖区域最广、参与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线上火炬主题活动，创造出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亚运史上首创的数字点火仪式，无疑是开幕式格外闪耀的一瞬，但浪漫20秒的背后，实则是超过20万行代码的运行。“数字火炬人”凝聚着裸眼3D、AI数字人、云计算、区块链等多种技术元素，是中国对技极致追求的体现，也饱含着科技助力传承亚运精神的温度。
2.AR技术融合——打造亚运经典记忆
数智技术打造呈现的绚丽画面，是此次亚运开幕式的核心亮点，其中AR（增强现实）与AI（人工智能）等技术的相融令人耳目一新。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创新采用“数字烟花”取代“实物烟花”，通过数字技术、三维动画、AR技术等，从仰、俯、侧视等角度，360度全景式展现钱塘江两岸、杭州奥体中心场馆群的数字烟花表演盛况，制造开幕式的科技高光时刻。除“数字烟花”外，杭州亚运会还突破性地将AR技术用于舞台演出互动，实现了世界首次大型活动AR互动的创举——现场的几万名观众可以打开支付宝，通过官方小程序，配合现场的节目或舞美效果进行多种趣味互动。如打开支付宝，便可召唤亚运吉祥物“江南忆”，跃入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大莲花”的舞台中央，放飞一盏盏融入中国文化元素的许愿灯，共塑杭州亚运智能而温情的集体记忆。
3.裸眼3D直播——引领沉浸式体验
在开幕式现场，裸眼3D视效技术贯穿始终。在千万盏灯火下，观众看到了拱宸桥两边的景观：分别是杭州古代街头巷尾的生活片段和杭州如今车水马龙的景象。而这座连接古今的拱宸桥，正是通过裸眼3D技术与虚拟制片技术共同打造而成，其桥上身影如梦如幻，一时间难辨真假。此外，亚运会吉祥物“琮琮”“莲莲”“宸宸”还通过3D动画效果分别展示了足球、帆船、电竞三个运动主题。通过3D大屏，亚运会的吉祥物们带着运动的气息“破屏”而出，立体呈现在大莲花的舞美空间当中。
花西子“发疯公关”
01
（一）响应速度慢。企业危机公关的黄金响应时间往往只有4个小时，4个小时以后，企业危机公关的效果会被极大减弱。如果企业在危机爆发后，没有及时跟进危机公关，不能在短时间里拿出让公众满意的解决办法，会引发公众的不满。而当前许多企业的危机公关响应时间过长，往往错过了企业危机公关的黄金时间，这对企业而言是极大的伤害。
（二）缺乏担当。企业的某一事件之所以会成为危机，是因为它侵害了公众的利益，损害了相关人群的正当利益。企业的危机公关，在很多情况下存在失责的情况，如态度不够诚恳，往往试图尽可能地逃避责任，为了减少自身的经济损失而去伤害他人的正当利益。企业的危机公关草草了事，相关措施未能真正落到实处，极大地影响了企业危机公关的效果，这不仅是对企业的伤害，也是对公众的不负责。
（三）危机公关未能把握公众诉求。危机公关最主要的就是要处理好企业和公众的关系，企业的危机公关需要站在公众的角度去进行。但是，现在企业往往是站在自身的立场去进行危机公关，忽略了公众的真实诉求，从而达不到理想的公关效果，也未能将危机转化为机遇。公众的真实诉求才是企业危机公关的核心所在，企业要转变危机公关的思维模式，让企业的危机公关直击要害。
二、情感公众
高铁宣传片禁止化妆风波
在中国铁路发布的视频中，女生打开盖子再摇晃防晒霜、散粉飞粉飞到隔壁乘客脸上等等动作，夸张地展现出了一种媒介暴力的景象。不仅在社会意识层面损害了社会对于女性化妆的包容度，更在空间权力层面压缩了女性的生存自由空间。媒介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使得“权力的网络”无处不在，女性的性别形象、社会角色和从属地位也就这样被媒介和舆论所束缚。
新闻评论语料参考：
天津跳水大爷走红
一、城市传播
1.市民主动建构城市形象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市民在城市形象构建和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大大增强，打破了接受信息的传统被动局面。随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技术的突飞猛进，个体被赋权赋能，传播“控制权”和“影响力”逐渐从媒体转向人。人成为信息的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多种身份集于一身，在信息传播中日益成为主导要素。新媒体与大众媒体完全不同的特征，最为明显的就是公众在城市形象建构过程中的“参与”。根据首份《短视频与城市形象研究白皮书》显示，在抖音平台上播放量TOP100的城市形象创作者中，超过八成由个人用户创作，展现了创作主体的全民参与性。
2.接地气的生产方式
此外，大众在以城市为相关主题的视频制作过程中所选取的拍摄对象和话语呈现同官方生产是完全不同的。剪辑拼切手法辅以个性化的背景音乐，优质或视角独特的短视频常常取得极佳的传播效果，并可通过平台中的意见领袖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可以说，新媒体平台有助于改变传统城市推介中的存在的千篇一律、千城一面等问题，改变以政府为传播主体，以传统媒体为主要阵地的呈现手法生硬和体验感不足，促进优质内容的传播。
3.新媒体助推品牌传播对城市形象的民间建构
最后，新媒体技术还可以助推品牌传播对城市形象的民间建构。通过打造同城市主题相契合的文化、塑造独一无二的形象，品牌可以将自身构建成为城市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总之，不同于先前拥有“绝对权力”的大众媒介所构建的“想象城市”，当前新媒体时代的城市形象构建则是真正完全基于人的实践和体验。这种从“表征”到“实践”的范式转变也赋予了城市想象全新的内涵。
二、狂欢化与网络围观
1.概念界定：狂欢理论与网络围观
互联网的发展使信息快速增长，对于网络上传播的事情人人可看可评，在此背景下，狂欢与围观逐渐融合，形成网络围观狂欢现象。相较于现实围观，网络围观具有即时性、高效性、影响范围大、隐蔽性强等特点，多发生在公共事件或娱乐新闻中，公众受好奇、娱乐、从众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对此类事件进行关注和评论，网络围观由此形成。
2.隐匿成因：网络围观狂欢化的心理机制
互联网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从网络流行语到如今的“梗文化”，无一不从好奇和娱乐心理中产生。网络新闻传播模式从“大众门户”转向“个人门户”，标志着以人为媒时代的到来。在此背景下，受众身份从接收者变为生产者、传播者，在传播过程中会本能地加入主观判断。
在信息爆炸式呈现的数字化时代，基于兴趣对信息的选择权变大，受群体性影响，多元化讨论往往伴生着群体极化，推崇一种声音登上神坛，未知全貌的网民根据最大的声音作出判断，其他的声音越来越小，直至消失，进一步强化了集体狂欢现象。
3.独特表达：网络围观狂欢化的传播特征
(1）情绪化的自我表达。网络的虚拟性构建起一个身份隐匿的多元化世界，抹去身份后的网络用户在潜移默化中不自觉地降低自我道德约束，并在群体心理和从众心理的推动下出现非理性的言行。不同群体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娱乐空间，受现实生活中教育水平、物质条件、地域限制及生理特征等因素影响，各群体所得到的反馈也不相同。因此在匿名效应和圈层分裂的双重刺激下，直白的情感宣泄成为围观狂欢化现象的传播方式。
(2）戏谑式的呈现方式。短视频打破了时空限制，以碎片化形象化增强视觉传播效果，并形成了新时代的网络狂欢。这种普及化的传播方式符合巴赫金在其狂欢理论中所提出的平等性原则，将线下聚会中畅想的乌托邦转移到网络，构建一个虚幻平等的“第二种生活世界”。在短视频文化中，恶搞视频以“丑”博关注，平台在流量效应的驱动下加快此类作品的传播，其戏谑式表达成为网络围观狂欢化的呈现方式之一。
地铁判官走红
一、网络“吃瓜—围观”现象背后的多重成因
第一，网络的“分享”特性鼓励大众积极分享。分享的内容既包括信息，也包括观点、态度与情感。社交媒体的设计思路更是鼓励这种“分享”，比如以“一键分享”“关联分享”“分享攒积分”等规则来激发互联网“自传播”的动能。无疑，这种分享功能为网络看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关注目标。
第二，网络的“互动”特性使网民不仅能够提供相关信息，而且能够发表自身观点。长期以来，互联网都是依靠优化“互动”设计来增强用户黏性与忠诚度。因此，从某种程度而言，网络空间中的“吃瓜”和“ 围观”现象能够反映出话题的热度并增强网民的互动意愿。
第三，网络的“无远弗届”特性使得“吃瓜—围观”成为一场超地域的传播实践，“他时空”的网民可以随意进入任何一个“吃瓜—围观”现场并参与其中。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空间的“吃瓜—围观”与现实世界的“吃瓜—围观”有很大不同，后者由于空间的一致性容易导致表达的某些同质化倾向。而在网络空间，身处无数个异质空间的人们在各自的空间中参与网络互动，群众构成与状态更具多样性、异质性、芜杂性、情绪性等特点。
二、“吃瓜—围观”现象折射出的个体心理特征与心理需求
第一，好奇心理。人们对奇特、奇异、与众不同的事物有着天然好奇心。一些网络八卦能够成为“瓜”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与人类的原始欲望相关，当大脑接触到此类信息时会不自觉地关注与兴奋。此外，一些八卦与现实强关联，个体借助八卦能够与其反映的社会生活建立起强关联，因此会投入更多的关注度与专注力。
第二，从众心理。社交媒体时代，社会话题的传播与讨论是个体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为了社交需求，主动“吃瓜—围观”，以求在谈资上获得与群体的同步。此外，在实现社会交往的同时，通过共享一个“瓜”、共享“吃瓜”的过程，能够形成意见甚至是行动的汇集。
第三，安全心理。“吃瓜—围观”的过程还能够满足个体的安全需求。一方面，“吃瓜—围观”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比较能够让人获得心理安慰。通过“吃瓜—围观”这种看热闹的方式，可以减轻自我心理压力，特别是进行比较时产生的优越感更能愉悦自我、获得安慰。“吃瓜群众”更依赖且更倾向于启动心理防御机制，即通过进行社会比较与自我确认以满足自身的心理安全需求。另一方面，等距效应容易使人获得共同的安全感。“吃瓜—围观”使得网民处在一种心理上的“等距”，似乎拥有了心理上的共性。这种“等距”产生的均衡状态，让“围观者”都能够获得共同的安全感。此外，网络空间的匿名属性也使“围观者”具有心理安全感。
李子柒回归
（一）转变观念，追求文化通约性
（二）微观视角，实现平民化叙事
（三）软性传播，重视女性传播力量
（四）视听语言，营造真实场景
二、内容生产者与MCN的博弈
传媒政治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莫斯可提出“商品化描述了资本积累实现的过程；资本通过商品堆积确立了自身；确保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平衡。”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是通过商品化实现利益最大化，而内容生产者则是借助创作的内容传递精神文化价值。根据短视频行业“创意分散，运营集中”的规律，双方既相互依存，通过资本运营实现内容传播价值最大化，又不可避免因为存在的分歧主要是IP主导权问题进行博弈。
李子柒IP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对于维护粉丝群体、提高消费品牌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对于IP的发展是重文化的创意经济还是重资本的商业游戏，创作者与MCN机构有着不同的倾向。在MCN模式下，作为资本方的微念掌握着消费品牌的运营，主导着IP的发展方向，而作为个人化IP塑造者的李子柒仅仅是商业运作的工具，出现莫姆比所说的“霸权”现象。在这种话语权不平衡下，李子柒选择停更反抗，停更的原因主要是资本与文化双重作用下IP主导权的归属问题。李子柒停更的实质是创作者对资本主导下文化生产现状的回应，是对资本“霸权”的一种“抵抗”。因此，李子柒停更不仅仅是创作者与MCN机构的博弈，更是文化产业化进程中文化与资本的博弈。文化与资本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张力，当资本过度介入以至于主导文化生产时，文化生产走向工业化和消费主义化。
知网被罚5000万
（一） 个人信息保护困境
1.个人信息的泄露方式多样化且具有隐蔽性。
在网络发展的基础上，个人信息一经记录，便将长期以数据形式存于网上。一旦通过上述形式泄露，会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当隐私数据流入人工智能系统，个人信息会在数据持有者、数据处理者以及不同的数据利用者之间反复流动。另外，许多服务器和企业形成垄断，用户如果不提供个人信息便无法继续使用服务。如绝大部分软件都需要获取手机储存权限，注册账号时需要绑定手机、身份证等信息，“防沉迷系统”的设置让使用软件的用户需要身份证号等证明信息。
2.人工智能技术不透明，存在滥用现象。
算法可能“撒谎”或对用户产生误导，它们是由具有偏见的人类编程而得的，其中的逻辑模式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是不透明的，即媒介生产过程更加隐秘，难以监督，生产过程透明度不高。“深度伪造(Deepfake)”(“Deep learning”和“Fake”结合而成的新单词，一种可以实时伪造面部表情，并将其渲染成2D合成视频的人工智能技术)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应用，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合成文本、声音、画面，从而伪造媒介产品的载体或表现形式。新闻机构需要增强人工智能技术透明度，明确责任主体。
3.监管力度不够，人们对负面效果的认知不足。
在上述的基于用户偏好的算法模式下，很多公司只是在设置算法环节上倾注力量，而忽略了后续的监管程序，这样可能导致算法过度学习或学习结果并不客观。而群众也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了什么，人们往往沉醉于新科技带来的便利性，成为“数字劳工”而不自知，同时也没意识到“信息茧房”的存在，反而觉得这种推荐更方便人们阅读和了解信息。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个人信息和非个人信息的界限变得模糊，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音、面部等生物信息都属于不应被收集的个人信息。
（二） 完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措施
1.在国家层面，政府作为主要领导者和决策者，需要从总体上把握国家和人民信息安全，正确理解人工智能系统的信息中介效应，对其引导舆论、影响个体的能力保持伦理警觉，并逐渐清晰政府的管控底线。法律层面对于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在我国《民法总则》及《刑法》中都有部分条文规定。而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区分不同信息保护的维度，对于一般的性别、地区等普通信息可以加以利用，而敏感信息需要加以保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生物识别信息，如我们常用的指纹、声音、甚至面部等。
2.在媒体层面，传统的新闻制作和分发都在媒介系统内完成，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改变了观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和接受方式。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受到很大影响，一些媒体被迫遵循社交媒体表达模式来改变自己的新闻制作方式。目前UGC模式(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使得用户的大量信息充斥在网络平台，媒体机构切忌为了新闻的可看性和丰富性忽略了对用户信息的保护，避免对个人隐私的侵犯。媒体想要保持公信力，它应该让其受众知道它正在收集哪些个人数据。尽管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让他们精确地迎合观众的品味，编辑们也应该努力告知用户他们不想知道的事情。维护公众利益仍然是媒体的职责，也是其生存的关键。
3.在公众层面，人工智能的算法逻辑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头条”，这种方式进一步提升了公众或者用户的地位。在这种逻辑下，公众通常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信息茧房”，更无法意识到自己的隐私信息在每一次使用中已经被算法读取。那么随着新媒体技术持续更新，社会责任越来越集中在个人身上。受众本身需要主动认知人工智能背后的运行逻辑，不能沦为刺激性快乐的被捕获者，在日常中不仅对新闻信息获取，更是其他任何情况下都需要保持清醒，对于可能泄露隐私的操作慎之又慎，才能最大程度保护个人信息。
AI写真火爆网络
2.逻辑
互联网带来的全网信息数据化形成了巨大的语料库。从底层逻辑来说，AI技术将写稿机器人和媒体资料库结合起来，用超强的计算能力和文本理解能力，通过数据读入、算法测量、框架选择、要素补充、语言润色等步骤，写作突破文字处理中的归因（分析原因）、举证（找出案例）、应景（画龙点睛）等，在视频、图像、音频等方面进行内容快速生产，甚至能有一定的个性风格和价值取向。如ChatGPT还嵌入了人类反馈强化学习并将人工监督微调纳入训练过程，具备了理解上下文、连贯性等诸多先进特征，解锁了海量应用场景，可以更好地使模型输出与用户意图保持一致。这个阶段，新闻生产的主体性会发生量级变化，职业新闻工作者可能成为推动AIGC成为机器生产内容（MGC）的主体生产者。咨询机构高德纳（Gartner）预测，到2025年，生成式AI产生的内容将从目前的1%提升到10%。
二、虚拟数字人
自2021年以来，元宇宙大火，具有深度沉浸感的元宇宙是虚拟数字人的最佳落地场景。Roblox的CEO David Baszucki从深度体验的角度，把元宇宙的主要特征归结为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多元化、随地、经济系统和文明等八个方面。无论是身份、朋友，还是沉浸感等方面，虚拟数字人都有着巨大的发挥空间。
从元宇宙的发展实践和落地场景来看，元宇宙未来将依次经历云游戏、数字孪生和虚实共生三个阶段。
1.在云游戏阶段，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游戏不再是单纯的娱乐行为，而开始成为现实世界的延展，玩家喜欢在游戏中表达自我和进行社交活动。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玩家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参与到虚拟世界，在虚拟世界中进行游戏、体验、社交、创作、娱乐、购物等，“游戏+社交”成为虚拟世界的新场景和新应用。虚拟数字人不仅将极大地提升游戏中的各类人物的逼真度，显著提升游戏玩家的用户体验，更能为每一个游戏玩家提供自己的虚拟偶像，能够在游戏中更好地进行社交。
2.在进一步的数字孪生阶段中，不仅工业领域的实体和流程能够在虚拟空间提供数字孪生体，而且更多的个体也能通过虚拟数字人技术建立起自己的数字孪生体，虚拟数字人的应用场景将进一步扩展。
3.而在元宇宙的终极形态——虚实共生阶段，现实中的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创建自身的虚拟数字人，进而可以在不同的元宇宙中自由穿行。现实中的每一个个体通过真实的自己在实体世界中学习、工作、投资、创造和消费等，而自身的虚拟数字人则在虚拟空间中创造、游戏、体验、交易、投资等。在“虚实共生”阶段，现实的人类和他们的虚拟数字人，将形成新的社会关系与情感连接，构建起虚实共生的新型的“人类社会”。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也共同进化为数字经济，成为虚实共生状态的经济形态。
微博、快手整治自媒体
传统媒体时代，媒介掌握在专业人士手中，内容把关和舆论管理相对容易。“自媒体”的出现推倒了传统媒体的专业壁垒，“人人都有麦克风”，媒体从精英资源变为社会普遍性资源，进入门槛低、传播能力强，呈现出“集体狂欢”的态势。随着多种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我国“自媒体”又逐步形成以抖音、快手等为主的短视频“自媒体”平台，以微信、今日头条为主的资讯类“自媒体”平台，以喜马拉雅、企鹅FM等为主的音频“自媒体”平台，以知乎和豆瓣为主的知识分享类“自媒体”平台等，种类繁多、规模庞大，渗透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我们获得资讯、分享感情的第一窗口。“自媒体”传播与传统媒体传播相比速度更快，所以很容易形成社会事件的“首因效应”，即先入为主的第一印象塑造人们的普遍主观倾向，直接影响人们后续一系列的认识和判断。当一些社会热点事件、重大灾难事故发生后，“自媒体”平台为博取更多流量，抢时间、抢视角，臆造事件原因、细节、进展或结果，大量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造成社会认知的先入为主。江西上饶高中学生胡某宇自杀案件中，从胡某宇离奇失踪到案件水落石出的100多天里，大量“自媒体”在第一时间博眼球、蹭热度，恶意编造情节，以所谓“第一现场”炒作案件细节，“定义”案件性质，干扰公众认知，形成较大的舆情风波。当地政府以全程直播的方式召开新闻发布会后，仍有部分网民将信将疑。 当“自媒体”沦为流量的工具后，叙事结构不会再遵从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重新结构事件各个要素，突出某些元素、强化某些环节，将容易引起人们好奇和关注的或者耸人听闻的情节进行突出渲染。“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都是策划性叙事产生的结果。故事本身与生活的高度相关性是传播的基础，对软色情和幽默离奇情节的包装增添了事件发酵的潜力，加上活跃于“自媒体”账号的“键盘侠”“喷子”“杠精”们推波助澜，很容易使网民形成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主观印象，即认知上的“晕轮效应”，在不了解事件本质的情况下，形成错误的整体判断。如“咪蒙”团队立足对“社会故事”进行加工，其文案作者以看似传统新闻调查报道的笔法，制造焦虑情绪，从男女感情、婚姻、职业发展等话题入手，在商业策划下，操纵大众情绪，炮制出一篇篇10万+的“自媒体”文章，终于在一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造假文章引发“毒鸡汤”热议后受到广泛质疑，后来注销了相关“自媒体”账号。 在“自媒体”发展过程中，“自媒体”人自发形成联盟，或在网红经纪公司（MCN）运作下扩大影响力。具有组织性质的操作大大拓展了传播力、影响力，容易将个别性观点上升为整体性意见，将个别性情绪传染为社会整体性情绪，这就是“社会流瀑效应”。学者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曾提出，谣言强度等于信息的重要度乘以信息的不透明度。换句话说，当信息发展的主线大体相似时，叙述的模糊性越强，事件传播程度也就越高。这种传播除口口相传外，“自媒体”群体性推波助澜造成的“社会流瀑效应”，常常使得事件更加扑朔迷离。无论是传谣还是辟谣，扩散即是催化。在“自媒体”平台上，很少有人会聚精会神地看每一条评论，却会被一些偏激的情绪化表达所感染。而这些刻意出位的言论很容易得到多数网民的迎合，被点击和转发，当这些言论积累了足够的热度时，又常常因为算法推荐而提升了曝光度。在商业操作中，某些品牌为了提升销量，一改过去广告宣传的做法，在“自媒体”账号大量关联转发相似宣传文案，进行多账号关联营销，形成强大的舆论动员能力，在舆论场中形成“社会流瀑效应”误导消费者入坑。新冠疫情期间，不时出现社会性的抢药、囤货行为，也与部分账号恶意炒作造成的社会性恐慌相关。流量思维主导下的“自媒体”乱象：
（一）低门槛、多平台传播形成的“首因效应”
（二）策划性叙事、宣泄性情感带来的“晕轮效应”
（三）团队合谋、公司操作下的“社会流瀑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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